《我是北大留级生》 赵鑫珊
人生于天地间,有一定的生存规律。求学时代也有它的规律。
我这本书谈论的正是这规律。如果叫我再活一遍,再去北大读6年,我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迷惘、徬徨、失误和痛苦,活出许多个高质量。
人生于天地间,有一定的生存规律。求学时代也有它的规律。
我这本书谈论的正是这规律。如果叫我再活一遍,再去北大读6年,我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迷惘、徬徨、失误和痛苦,活出许多个高质量。
一座城市风韵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建筑。一座城市品位的“第一表征”是什么?建筑。一座城市实力的“第一名片”是什么?建筑。上海,一向以此个性鲜明。——“万国建筑博览会”。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上海风情万种,跻身世界第五大城市。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上海是一天建成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上海日新月异,举世公认社会主义现代化奇迹。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百年两次辉煌的上海,今天又站在进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历史新节点上。我们憧憬,我们聆听,明天的上海大地之上,那一曲“世界级”壮美交响。
Read more
读我的书不要求有什么学问,只要求去掉心上的那层浮躁。所以我在扇页上写下了这样两句:浮躁的心,翻不动我的书。如果一个高中生的心是静的,自然可以翻动我的著作。如果他(她)的心是浮躁的,即使是博士生,那肯定翻不动。因为我笔下的世界人生不是快餐。翻开书的力气不是生理上的物理力,而是心灵上的精神力。
人生世界有一道很厚重的大门。敲开这门的唯一方法是善于动用我们的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我们先要全面调动这五种感官知觉,并深深地去感受、惊叹人生世界的结构,然后才会有所思,并理解、把握它。于是才有这了本书的书名:我感我叹我思!没有揪心揪肺、感天动地的惊叹,何来触及深层面的思索?感叹思的丰富程度、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质量。生命的长短固然重要,其质量也许更重要。
思考是享受。有个研究生问我,现在书店里这么多书,到底该买哪一些?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有两个准则。
第一,搬家的准则。书籍的生命力与此有关。
我年轻时,读书总是偷偷摸摸的,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因为很容易被人家说成是走白专道路。我在东北放羊的6年,读了很多书。直到2000年,我才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写了50本书,很多人以为我有很多藏书,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时我总共只有150本藏书,还包括字典。有些书是我当年当掉裤子和母亲给我的戒指买的。
没有自己房子的时候我经常要搬家,每搬一次,就要扔掉十几二十本书。这些扔掉的书是经不起考验的。没扔的是些什么书呢?唐诗我没扔,尽管已经很破烂,是文 革抄家后还给我的,跟我一起生死与共过的。还有肖邦的夜曲、舒曼的梦幻曲乐谱,英文版的《茶花女》、《简爱》,美国的《红字》,《庄子》、《老子》、《孔 子》,都留着,这些书变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已经进入了我的血管。
能经受4次搬家的书,就要买。如果4年搬一次家,搬4次,就是16年,经过16年那些书还保存着,说明这些书与你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搬家准则。
第二,躲进防空洞的准则。
日本的一个哲学家叫柳田谦十郎,是一个很诚恳的人。他为了看原版的康德、叔本华的著作,自学了3年德文。1945年春天,他躲避美国飞机轰炸,经常要躲进 防空洞。每次,他都带两样东西,一样是自己的手写稿,另一样是康德和叔本华的书。飞机轰炸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翻开土灰看看书还在不在。买书就要买这样的 书,买能带到防空洞里去的书。
如果只允许我带3本书进棺材的话,我会带唐诗、庄子,第三本怎么选呢,选择是痛苦的,也许我会选莫扎特钢琴协奏曲。
(本文摘自《2005年6月11日赵鑫珊在浙江图书馆作题为“科学•艺术•哲学”的演讲》)
你能想像没有北大、清华、南大、复旦、交大、同济、浙大和中大……的近代和现代中国吗?
没有剑桥和牛津,还成为英国吗?
如果把哥丁根大学、莱比锡大学、莱比锡音乐学院、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和哥尼斯堡大学……的历史都抹掉,德国科学、艺术和哲学的伟大传统还会剩多少?
你能想像没有莫斯科大学的前苏联和俄罗斯吗?
世界一流大学应成为人类大脑的精华;应成为人类思想感情的宝库;应成为时代良知和智慧的火把,照亮愚昧和黑暗,驱散困惑和迷雾。
也许,大学精神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应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它不仅是属于它所在的那座城市,而且也应当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大脑精华或是大脑求知欲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急先锋或卓越代表。
一流大学应当是一个民族大脑最敏锐的部位,是左脑和右脑最成功的协调或联合(我指的是文理科相通)。
一流大学应成为时代脉搏,从中有浩气喷薄。它应有这样一种英雄气概:人不敢言,我则言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这不仅是指在科学或学术领域的胆识,在社会正义、良心和道德等领域,同样应如此。
一流大学应成为在许多领域的拂曙能先百鸟啼的报春鸟。——这便是我所说的它“应当是一个民族大脑最敏锐的部位”的涵义。
大学精神在“志”和“气”:志贵高远,气贵雄浑——这便是我在上面提到的“英雄气”的另一种说法。正是这气概,将为时代培养出一大批顶天立地的人物。比如 牛顿便是从剑桥大学走出来的。康德则是哥尼斯堡大学的灵魂。牛顿为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到来奠定了力学基础。因为工业文明的精髓只一个汉 字:“力”。康德则把德国引上了哲学思考的大道,因此哲学成了一件全民族的事业。一大群出色的德国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土地上。
歌德、席勒和贝多芬都受到过康德哲学的熏陶。贝多芬音乐在本质上是康德哲学的旋律化或音响化。
爱因斯坦从13岁便开始读康德的书。他在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就读的数学物理系,有门必修课:“科学思想理论——康德哲学”。进入青年时期,爱因斯坦则反复研读了康德的《任何能作为科学而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Metaphysik)的绪论》,即《绪论》。
20世纪奥地利杰出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年仅16岁即开始阅读康德的书。1974年,68岁的他在回顾往事中说,康德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
然而,康德却是哥尼斯堡大学精神培育出来的。他就读于该校,后来成了该校教授和校长。同样,康德也反过来参与铸造了哥尼斯堡大学的精神。
据有人统计,世界上现有大学和学院9000多所。其中欧洲有些大学的历史将近有一千年,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不过,今天算得上是世界一流大学 的,恐怕不会超过30所。“北大”和“清华”能算上吗?如果还算不上,那就需要全民族继续努力。因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全民族的、好几代人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