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新加坡联合早报关于地震的报告。——————————————————————
当绵竹县孝德镇某村马女士5月20日遇到本报记者时，她们家自地震发生以来，只从村干部处领过两次矿泉水，第一次五口人共分得四瓶，第二次每人一瓶。
至于食物，她家当天才首次分到：每人四小包55克重的方便面。
这个情况，和中国地震救灾工作展开以来，从政府与民间人士热情将数以千吨计的救灾物资送往灾区的现实成为反差。
较早前中央国务院下令对每个灾民每天补助10元（人民币，约2新元）外加一斤粮。然而多数灾民还享受不到这样的福利，一些四川地震灾民告诉本报：有些地方救灾物资多得不愁吃喝，在另一些地方，灾民获取的救灾物资又十分有限。
就记者亲身访问所见，马女士反映的并非个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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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灾区什邡县红白镇75岁的老人王春花说，她每顿饭被分到一瓶水和一条饼干，村干部或和村干部有关系的人，领“高的饼干”，她只能拿“低的饼干”。（邝启聪摄） |
在距离离绵竹县不远的重灾区什邡县红白镇某村，当记者到访时，75岁的老人王春花正忙着切菜。家人都转移到别处去了，她一人守着菜地。
王老人介绍说，村上发放的救济品，午餐晚餐内容都一样：一瓶水、一条饼干。而且救济品并非针对村民分发，而是灾民一顿一顿地领，吃完了上顿再前去领下顿。
交通限制不能解释一些灾民分配不到足够救灾品的原因。以绵竹、什邡为例，从成都通往其主要乡镇道路，好几天前即通畅无阻。
何况，地震前中国社会原本存在的不公正，也迅速地转移到震后的灾区社会。王老人说，那些和村干部有关系的人，拿“高的饼干”（质量较好的饼干），她领的是“低的饼干”。
年龄似乎也成为她遭歧视的原因。王老人说：“我看到一些年轻人整箱子地搬。”
干部特权表现在食品分配，更表现在灾区最紧缺物资——帐篷的分配上。同样在前述的孝德镇村子里，周姓女士含着眼泪对本报投诉，村里住得进救灾帐篷的都是村干部或者和村干部亲戚等关系户，普通老百姓只能自救，自买帆布搭帐篷栖身。
在网络上，有关个别县乡领导瞒报灾情以致一些灾民无法及时获救，，或者不发放救灾物资的帖子开始流传，矛头指向中国统治体系的末梢——基层干部。
震中汶川映秀镇，由于上山公路被震毁，其后一再被泥石流阻断。地震后5天都得到不到外界物资补给。
没有物资，因此当本报周末采访时，映秀并不存在物资分配问题。基层干部的颐使气指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
一群愤怒的映秀镇民说，他们借用村干部家里的汽车去运载汽油——救援机械的燃料，以解救被困在学校下的老师，不料村干部后来责怪他们把车子弄脏了。
一个镇民当场脱下衬衫，将汽车抹干净。
当说到此事时，镇民骂道：“平时上级来视察就抢风头，出地震后人就失踪了，他完全忘记自己当初入党时怎么宣誓的！”
当然，并非所有地方官表现都惹人非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就报道过陈家坝村书记，尽管自身父母、妻子俱亡，仍然坚毅地组织村民抢险救灾。
基层干部行为
中央政府鞭长莫及
以中国之大和灾区面积之广，记者无法采访所有村子以掌握全部情况，或者“好村官”与“坏村官”的比例。同样的，对于基层干部的行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
救灾物资未能合理分发给老百姓，这消息听在普通百姓，尤其是曾冒生命危险参与救灾的志愿者的耳里，他们显得万分痛心。
年轻志愿者陈有伟一度想劝阻记者报道，以免影响全国抗灾团结气氛，但又不忍见灾民得不到应得的救济。
陈有伟认为，基础干部素质偏低，救灾物资分配不公可能都是无奈的现实。
他说：“我们的确不能天真地相信，中国社会原来的问题因为一场地震就全部变好了。”
《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