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另一个危险的前夜。谁也没有解决方案，任何单一的解决方案也必然是危险的。安慰人们说，未来还是美好的，一切终将光明，不仅是脆弱的一厢情愿，也是另一种逃避。谁说生活一定要富有激情，谁说你一定能赢得幸福，挣扎、痛苦、不安、悲剧难道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吗？能在不幸与黑暗中，保持愤怒的能力，保持对美好情感的向往，保持对正义的渴望，才是一个人最值得骄傲的时刻。

致方军 By 许知远

schooluniform

原由 vitamininmotion 上載

英伦的古着风格

按照最新的报道，宝马将在2012年左右发布它们的超级跑车，以3.0升发动机和轻量化的设计抗衡已取得巨大成功的奥迪R8和将要发布的奔驰SLC。

与多数跑车使用的大排量高功率发动机不同，宝马新跑车将使用经过重新设计的3.0升双涡轮增压发动机，而不是在宝马M系列中广泛使用的V型8缸或10缸发动机。

宝马希望该车能成为一款绿色跑车，除宝马一贯强调的轻量化结构外。包括直喷技术，刹车能量回收系统和可在短时间内自动关闭发动机的stop/start系统都将得到应用。

宝马有可能将其视为80年代M1车型的延续，M1同样使用6缸发动机，由意大利设计公司设计，宝马委托设计师乔治亚罗开发一款中置发动机跑车，而唯一要求就是保持宝马Turbo概念车的造型风格。M1是目前宝马历史上唯一的中置跑车，宝马为了开发此车险些收购了兰博基尼公司。

最新M1 Homeage概念车、80年代的M1和72年的Turbo

8月号《VOGUE Paris》，造型：Carine Roitfeld，拍摄：Mario Testino，模特：Raquel Zimmermann

善待动物组织PETA和时尚圈一直是死对头，不知道搞出多少花样了。最主要的是反对名人穿皮草，还有时尚圈的名人。美国VOGUE总编Anna Wintour屡穿皮草，而在Chloe时装秀场外砸她蛋糕，在四季饭店用餐，被人丢死狸在盘子里。还总是裸体在公共场所宣扬反对制造皮草服装，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精神，保护动物的方式可以是更高尚点的。

那时尚圈是不是就随他们这样闹呢？答案是否定的，不是因为PETA以一种正义的方式在抗议他们，他们就会屈服的，法国VOGUE总编Carine Roitfeld就是个性鲜明的狠角色，她就敢站出来唱反调。

八月号法文版的VOGUE杂志，由Carine Roitfeld造型，Mario Testino拍摄，Raquel Zimmermann演出了一个颇“惊世骇俗”的单元。穿着皮草的女模，招摇过市的经过抗议人士的举牌，还大剌剌的拿包包甩牌，竖起中指鄙视他。

Carine曾经对纽约杂志表示，她与美国VOGUE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美式VOGUE是非常完美漂亮、绝对时尚的。但她比较挑战冒险，犹如她本人知道牛仔裤明明很适合她，她却偏偏不穿一样。这样的个性就造就了法国版VOGUE吸引人的地方，对于真正爱时尚的人，都会爱法国版VOGUE的。

现在Carine Roitfeld这么大张旗鼓地公开与PETA作对，估计对方已经受不了了，接下来又会是怎么样的好戏，值得我们这些看客的期待了。

转自163时尚

现在我们来放眼世界，就知道，除了奥运建筑，其实还有那么多的神奇建筑，还不算迪拜那个中东神奇之地的那些梦幻建筑，单看看这9个在建项目，就已经能意识到，原来建筑真的不是我们祖祖辈辈印象里头的房屋了。

1. aqua, usa (website)

从远处看，这座将2009年在芝加哥竣工的摩天楼似乎相当传统。其实并非如此，从名字上看就可以一些了，每层楼的露台，其实就是水波纹或者说果冻布丁所形成的线条和形状。

2. chicago spire, usa (website)

芝加哥尖顶，就像个钻头被建筑工人竖立在地上，把芝加哥原先的天际线突兀地刺破，在2010年完成，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住宅大厦。609米与迪拜用石油堆积出来的第一高楼相比，还差了一截。

3. cctv headquarters, china (website)

我们所熟知的CCTV总部大楼，今年就能完成，49层，234米高度，因之奇特的梯形造型和网状结构，也是备受争议。老大蛮横的CCTV形象好像与这建筑的新锐未来不太搭调。

4. regatta hotel, jakarta (website)

雅加达帆船酒店，据称那十个规模较小的楼层是为帆船，而那个最大的拱形建筑则为灯塔，真够想像力的。不过以海洋为主题对于雅加达来说倒是挺适合的。我在担心，那个灯塔会不会成为冒险主义飞行家的训练场了？

5. residence antilia, india (architects’ website)

安地利亚，印度，尽管反对派人士认为这是一个“过度”设计的一个城市，原因是那里还有65 ％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民窟中。撇开政治和经济因素的考虑，这确实是一个很美妙的建筑，非常的绿色环保，也非常的人性化。

6. russia tower, russia (architects’ website)

俄罗斯塔，顶部有观景台，2012年建成后将成为欧洲最高建筑，他的高度是巴黎埃菲尔铁塔的两倍，这个建筑让人一下子对俄罗斯的经济前景刮目相看，普京已经计划在未来10年内，成为世界5大经济强国。

7. penang global city centre, malaysia (website)

槟城市中心，马来西亚，就像科幻电影中的城市，这个巨大的城市项目目前还处于最后的审批阶段，马上就能动工，而由于其庞大的体积和工作量，预计得需要15年才能完成，也不知道15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了。

8. gazprom headquarters, russia (architects’ website)

俄罗斯圣彼得堡，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总部，国家企业总是有太多的钱花在刀刃上。这个巨大的300米高的火焰玻璃大厦，据说这个大楼建成后，在不同角度的阳光照耀下，可以显示出10种不同的颜色，然后当地的居民好像对这个庞然大物没多少好感，他们称之为“煮熟了的玉米”。确实，在拥有历史传统及民族精神的圣彼得堡建起这么个大楼，有点不符责任。

9. burj dubai, dubai (website)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迪拜在建的世界第一大楼，目前正以每天一层的速度在向天空冲刺，建成后的818米将是世界最高建筑，而目前的台湾101大楼号称第一高楼，也不过是509米。迪拜除了这个大楼，还有棕榈岛、世界岛以及无数个在建的计划中的还没想到的神奇建筑，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再贴出来。

这是DKNY今年春夏SHOW上的一套服装，黑色衬衫款连衣裙，搭配一条细的白色腰带，简单中透露着优雅的巴黎学院风味，把模特曼妙成熟的气质表现的很OK，我觉得非常的PERFECT，就DOWN了下来。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存在即被感知”

关于这个结论，他曾举桌子为例，说：“当我说我写字的桌子存在着，这就是说，我看到它而且感觉到它；如果我走出我的书房后说桌子存在着，那就是说，如果我在我的书房里，我就能够感知它……。”(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第39页)意思是说，离开了书房，没有直接感知桌子，桌子也就不存在了。

为什么你认为上帝是爱人类的，就因为你有爱的品质；为什么你认为上帝是智慧仁慈的，就因为你看来智慧仁慈是人的最高品质；为什么你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主体，就因为你自己是存在的，是主体。……应该以理智代替圣经、世间代替天国，劳动代替祈祷，物质需要代替地狱，人代替基督。——《基督教的本质》

在阐述了资产阶级曾经起过历史作用的同时指出，资产阶级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揭示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

阐明了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史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宣言》以金苹果这个典故，讽刺封建贵族提出什么“社会主义”，装模作样地批评资产阶级，实际上他们却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也去从事资本主义经营，赚钱牟利，屈身拾取金苹果。

经济全球化的特征虽在今天表现得更加充分和明显，但早在150年前已经初露端倪，并马恩所洞察：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发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国消费。…… 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宣言》，p38-39）

a 未来更高级的社会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资本论》）

b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

在谈到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成果时，《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第一次分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 ——罗莎·卢森堡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批评列宁所主张的党的集中制。

她认为工人阶级不需要一个“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她反对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禁绝反对派的政策，认为没有民主将造成公共生活的沉寂，集中制会造成“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会导致官僚化倾向，“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

“不谙世事”者必死。同时代的海德格尔不是委身希特勒了？布莱希特不是投靠了斯大林？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后路。只有本雅明张皇失措，不知所终。但是，世俗生活的生疏和彻底失败，保护了激情不被迅速磨灭，给了他用于“真正的思考”的时间和“灵韵”。所以，正是如此不谙世事，才造就了本雅明。
然而，死后50年，他未曾想到自己成了被众人研究和吹捧的著名人物。他的全集出了。许多人成了本雅明专家，以他的思想谋生。世人开始感慨他追求的才是真正“自由的”生活。但是，历史要是能重演，这些人还是不会象他那样生活。那么，这些死后的殊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象今天大谈要见义勇为，谴责见死不救者一样，在看到别人步入死境时，我们却避之不及，只当是没看到。从此而论，“即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也许是全世界人民的通病。在人民的心里，对牌坊的尊敬恐怕超过了憎恨。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榜样，我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在人前人后还得人模狗样地活着，以免别人拿自己和榜样对照而授人以打击和诬陷的口实。
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疑问：什么是“自由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的自由，应该指的是一种独立和准超然的社会观察者和知识生产者的地位。正如和本氏同时代的陈寅恪所言，知识分子应追求“独立之品格、自由之精神”。也就是说，他们是一帮核心社会之外的看客，并时不时地吆喝几声，为社会给出一点批评或叫好。因而，自由知识分子不是高人隐者，不问世事；也不是文化战线的同志，并制造什么供人民消费的精神产品的个人作坊，或充当意识形态的扩音器。做隐者们实际上是被人间蒸发，其生死早已被人民置之度外。并且，隐者有无思想无可考证。（真正的隐者首先要做的就是隐去思想。死后的流传，即便非其本意，都是一种隐者的贬值。）就是有，只怕与世俗社会没有太多的关系，不能为人民受用。而文化战线的同志，工作主要是宣传政策、教育人民、丰富文艺。自由知识分子搞的东西，人民不感兴趣，因为不如“小燕子”那么乖巧伶俐和“贴近生活”；统治者也不感兴趣，因为他总要骂骂咧咧的、 不服管教（即使是为了社会更稳定、生活更美好、政治更巩固）。所以，自由知识分子就有些里外不是人了。然而，他们还是怀着满腔的热情在那里指手画脚，希望人民能接受自己的忠告。遗憾的是，除了自由或不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关心外，这些“真正的知识”问津者少得可怜。总的说来，自由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的最边缘的部分，但从未打算真正从社会中出走，所以他们只能达到一种“准”超然的心态而不能真正超越。问题是，他们相信“超越”，并且要劝说人民接受自己的理想。自由知识分子没有忽视了一个问题：也许，成为真正的野兽而不是超越，人们会觉得舒服。
苏格拉底算是最有名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可以作为他们命运的一个象征。数千年来，他被奉为欧洲之师。柯拉柯夫斯基讲的明白，“有一个人，所有的欧洲哲学家都拿他来认明自己，即使这些哲学家肢解了他所有的思想。这就是苏格拉底，而一个不能将自己与这一典范人物相认同的哲学家，就不属于这一文明。”但是，他却被雅典的政治家和人民一道指控为不虔敬和败坏青年，并被判处死刑。要强调的是，他的死与阴谋诡计毫无关系，而是根据民主和法制被判处死刑的。话又说回来，人民好像也不是真的要他死，因此起初宣布他要是认罪就免除他的死刑，后来又对他学生收买牢头以救出苏格拉底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雅典人民只是想赶走他，因为他的聒噪让他们心烦。刚开始，人民觉得还能忍受，后来就受不了了，甚至觉得自己迟早会被苏格拉底吵死。更为奇怪的是，苏格拉底不愿认罪或逃走，坚持要饮鸩而亡，因为他说是人民要他死的。问题是，他这样支持和宣传民主制，民主却要了他的命。这让我们不得不想起了《大话西游》里的唐僧，他们都是为了阐明真理，又都宁愿舍生取义。可是，唐僧也因为罗嗦让人厌烦。还有人把苏格拉底的死和耶稣的死相提并论，强调他们的受难性和唤醒人民的理想性。的确，苏格拉底之死为数千年欧洲民主传统连绵不绝作出了贡献，而耶稣之死成就了数千年欧洲人民的信仰。苏格拉底伟大，而他的死让他更加伟大。由是观之，由于对苏氏的推崇和效仿，自由知识分子似乎如此被命定：活的时候被人民抛弃，死了才为人民所纪念，即“在死亡中胜利”。他们用自己的死对人民说：我讲的绝对不是废话，我可以用死来证明。言下之义是，“我又没疯，而且智商还很高，绝对不会为了废话而死的，所以我讲的都是金玉良言”。这样看来，自由知识分子的存在包括他的死（作为一个最后的高潮）有一种符号象征的意义，隐喻着某种社会自身清醒和自我了解的欲望。话又说回来，他们的存在也许只有这样的意义。

那么，作为自由知识分子，本雅明之死是他的高潮。可是，自由知识分子还没珍贵到为他们人人树碑立传的地步。那么，为什么我们把本雅明之死和苏格拉底之死一起讨论，即为什么要对本雅明之死大发感慨？（本雅明死了很正常，不死才让人奇怪。）原因在于：有人讲本雅明是欧洲最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然后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就要绝种了。所以，本氏之死还有绝种的标志意义。于是，我们就有必要议论议论了。
本雅明的时代，在西方，所谓又一轮“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已经快进行到最后。其实，自从知识一产生，或者说知识的生产成为可能，各种力量就开始窥觑其生产权。作为专职的知识生产者，知识分子占有了相当一部分令人垂涎的知识生产权。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世俗权威、宗教权威都企图收编知识分子，以控制知识。所以，所谓知识分子的自由，为当权者不能容忍。一旦有机会，这一收编过程就必然要发生。在古希腊，凭借其贵族地位和对奴隶的剥削，知识分子可以保持一定的知识的自由生产。到了中世纪，由于基督教的异常强大，凭借其宗教特权的世俗化，知识分子的自由特权被没收。我们可以把中世纪的情况称为“知识分子宗教化”，经院学者就是典型代表。然后，到了启蒙时期，宗教的力量开始削弱，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自然知识的科学家又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欧洲的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知识分子开始丧失了其独立的经济基础，要靠自己的知识谋生，即必须受雇于某一阶级（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另一方面，科学开始职业化，并且和政治牵连在一起（马尔库塞径自指出：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科学界的超然地位也因此而被取消。另外，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对人文科学基础的追问，使得后者的合法性受到极大的怀疑。人文学者无力为其知识的确定性辩护，因而知识的销售成了极大的问题，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政治的羽翼以求得基本的生存权。一句话，知识分子不得不附庸于政治。这就是“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也是知识分子失去其独立自由地位的过程。本雅明试图背离这一时代潮流，独立于时代之外。他与各种主流思潮（犹太复国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批判主义）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以一种真正的研究态度看待它们。所以，他的死标志着这种努力的彻底失败，同时也标志着“自由知识分子”随着上述政治化而最后灭绝。这样看来，自由知识分子只能在剥削的基础上存在。当然，这种剥削可以为社会所承认，甚至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前提是国家和人民承认他们带给整个社会的好处。也就是说，国家可以无偿地养活一群知识分子，并给予他们自由，不给他们提出任何任务。而自由生产出来的知识，往往不会是毫无用处的。
对比西方，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仅仅在先秦时期才获得了生存权。先秦以降，尤其是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上述政治化运动就基本完成。也就是说，自那以后，中国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知识分子。到了后来，知识的解读和生产更是基本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属品。科举制度强化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倾向，并凝练出“学而优则仕”的教条。数千年来，政治对中国知识生产的绝对权威一直未曾松动。这也与封建大一统格局的稳定性紧密相连。所以，每到改朝换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就异常的繁荣。典型的是两晋乱世和“五四”时期。在这样的时候，知识分子都尝试摆脱政治的阴影，重新获得自己的自由。然而，这种时期毕竟太短暂了，很快又恢复到政治的绝对话语权的统治当中去。相应的，知识分子的自由运动也就很快流产。
从上面看来，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眼中，知识的销售是不在考虑之中的，即知识的生产是纯粹为了生产知识而不是为了获得利益。当然，不考虑知识的销售，并不必然导致知识的滞销。因此，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庸俗化的传媒文人首先就要被排斥到自由者之外。而学院学者为纯粹求真而投身学问的例子，也基本上绝迹了。对于学者，学问首先是一种职业。职业要获得成功，销售知识是极其关键的。在中国，论文、专著的数量更是与学者们的职称和回报联系在一起。于是，生产什么知识，学院学者是没有决定权的。所以，利奥塔才有论断：权力和知识是同一问题的两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需要决定什么？当代社会是买方市场，知识市场也不能避免。那么，知识权力似乎已经完全从知识分子手中让渡出去，而转移到购买者的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政治化过程就是知识市场化过程。这一过程无法避免，也无法回头。因此，当有人引用尼采的论断评价本雅明：“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我们要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已经成为遗迹。

进一步分析，自由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何在？他们灭绝了又如何？这里需要讨论一个前提：社会需不需要自我觉醒和自我了解？如果需要，社会就应该让自由知识分子存在，因为只有他们才提供了真正的社会自觉的可能性。这是由自由知识分子特殊的边缘地位决定的。没有自觉，社会照样在运转。但是，作为一个行而上的疑问，这种运转有没有既定的规则和路线，并不能得到客观性的验证。如果社会发展的内在纯粹的物质规则不存在，就需要我们自觉社会的发展轨迹，以引导它朝更健康、更符合人类理想的方向上前进。退而言之，这种规则存在，也需要人的主观性的参与。马克思就指出，社会的发展除了经济基础的作用，还不能排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应该也算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为无产阶级服务，是因为他的理论信仰，而首先不是受雇于无产阶级。）那么，无论如何，人类对社会的自觉是有积极意义的。它能够使特定的社会不至于堕落，偏离我们的理想。所以，在一个健康社会，自由知识分子不应该灭绝。从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灭绝反映了当代社会和中世纪一样，出现了一些缺陷和问题。而这一缺陷的影响，也许暂时还看不出来。
另外，知识分子需不需要对自身地位的自觉？这一问题，应该要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不懂得自身命运，还怎么去研究别人、研究社会？从这一点讲，对本雅明之死，我们起码需要一点基本的“兔死狐悲”的想法。本雅明死了，自由知识分子完了。按照辩证法，在某时某地，他们还会重生。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社会不能给自由知识分子一个稳定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地发挥，而是一再对他们苦苦相逼？毕竟，在这个社会中，许多人群生存的合法性一样没有真正辩明。

（《本雅明思想肖像》，刘北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 月版）
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在如今，特别是闽南一带，许多信众一直以为自己是佛教徒，但是供奉和参拜的都是道教的神，做的很多事也都是道教的仪式，但是佛教的空、轮回、五蕴、乐施好善等观念又都深入民心，这样的宗教现在在其他地方应该是很少见的。

泉州开元寺入门有个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说明的就是古代闽南地区繁荣的佛教信仰。但是除了佛教之外，其他的宗教在闽南也都有很大的发展的，世界各国的宗教在泉州地区都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如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等等，甚至包括已经消失的摩尼教，现在都还保存着完好的宗教遗迹。晋江安海的摩尼庵的神像据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摩尼教偶像了。